專訪Anthony Lim

是的，我在當地一間名為Nanyang Watch Company的鐘錶零售公司工作了16年。當初我是由朋友介紹入行的，他們在1956年剛開業時正在招聘員工，並在諧街附近租了一間辦公室，以直銷形式賣錶給商務人士。客戶會打電話到公司詢問我們是否有特定型號的錶款，然後銷售人員會親自到客戶的辦公室拜訪、向他們展示產品。當客戶們喜歡我們所介紹的錶，他們就會當場買下來。

我一開始是為老闆跑腿的，後來成為一名銷售員。當時公司會要求我們出門送貨給客戶，而有的同事不喜歡這種在風雨裡跑業務的做法，而我願意跑業務，可是我並沒有學過英語。因此我迅速意識到，要想業務跑得好，流利的英語能力是少不了的。因此兩年下來，我下班後都在顏永成學校上夜校學英文。

隨著我的英文逐漸進步，我從事銷售的機會越來越多，客戶習慣我所提供的服務，所以他們會打電話到公司，要求由我親自送貨給他們。雖然有時我們會搭計程車，有時則搭乘公車，但通常我們是騎腳踏車出門，提著一個裝錶的箱子，然後圍繞著中央商務區去各個客戶的辦公室進行拜訪。那時候騎腳踏車是最有效的交通方式，因為客戶距離我們所在位置不到5分鐘。當時的情況與現在大不相同，當時商務區小很多，而且我們還沒有地鐵系統，烏節路的購物區也還沒建構起來，人們沒有地方買奢侈品。所以是我們出去賣產品，而不是客戶出門購物。

OMEGA是當時非常暢銷的品牌，Seiko也是。我們還提供了其他在現今消費市場可能已不太知名的品牌，如Titoni和Titus。

我發現我們的客戶對高級製錶越來越瞭解、越來越感興趣，並開始要求我們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機械錶，我十分肯定這將發展為趨勢。1971年，新加坡第一家購物中心在Colombo Court開業，我認識這間商場的管理層，並認為這將是自己創立鐘錶零售業務的機會，因此成立高登鐘錶的想法就這麼誕生了。我說服了另外兩位合作夥伴集中我們的資源，並在購物中心裡租了一間店面。他們兩位都是開餐廳的，其中一位還曾經擁有一間百貨公司。

起初我們不知道該為公司取什麼名字，而當時那家百貨公司中文名叫「高登百貨公司」，於是我們決定註冊同名，並且將「百貨公司」改為「鐘錶中心」，這樣就不會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至於公司的英文名是我們從當時流行的車款Ford Cortina找出這個字，這個名字好記也好聽，就像我們公司名稱的英語版本。

那是一間非常小的商店，面積在400到500平方英尺之間，我們在1971年開始翻新這間店，然後在1972年開始經營公司。我們不需要太多的空間，它實際上只是我們存放貨品的倉庫，也是客戶可以來店上買錶或看錶的地方。但當時新加坡的零售環境剛剛起步，人們還不習慣出門購物，我們的業務都是客人打電話來問錶，然後我們把錶帶去給他們，包含有許多客戶是來自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亞逸街、Cecil Street絲絲街、Hong Kong Street香港街等地的辦公室。正因為如此，我們與客戶建立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經常會打電話給我，要求我為他們提供特定的錶款。

結果，當我創立高登鐘錶的時候，許多客戶都對我不離不棄，他們也給了我成功的信心，這也是我們開店後我所關注的事情。事實上，與客戶打好個人關係是我們在高登持續培養的做事風格，只不過如今與過去我們一對一互動的方式已有所不同。一開始，只有我負責經營和運作業務，後來隨著業務拓展，我們聘請了一名經理人來幫助管理業務。

我們聘請了三名員工。我們的起始資本額約在新幣20萬元，因此我們有足夠的資金購買一定庫存，然後就是出售貨品來獲取利潤，再把公司利潤重新投注到業務當中。為了提高我的股權比例，我不得不抵押了一棟家族房產，那是一棟帶有露臺的房子，當時我們用它來存放貨品，這間房子位在Phillips Avenue菲立道（位於Hougang後港坊內，現名為Kovan科萬街區）附近。我當時需要籌出新幣8萬元，因此我將該房產抵押給銀行、換取資金。

但整個業務並非一帆風順，加上社會局勢、政治動盪以及經濟起伏影響了所有企業，當我們看到具成長的潛力和機會時，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管理財務並投資新店面。烏節路剛開始發展時，我們決定在烏節路大廈開一間店。後來，地鐵設在了Scotts Road史各士路沿線時，我們在店裡設置了一個鐘錶陳列櫃。我們後來又在幸運廣場和遠東廣場內開店，但幾年後我們關閉了後者，因其三樓的店面位置不夠理想，商場的人流也沒有帶動我們的生意。Colombo Court店仍然是我們的旗艦店，因為我們的客戶是在附近設有辦公室的企業主，以零售點場所來說，這位置交通非常方便。

1950年代，百達翡麗在新加坡有一間獨家代理商，那就是 H Sena，他們位處諧街。而當時，因為我主要的工作是挨家挨戶拜訪和戶外銷售，所以，每當客戶需要百達翡麗時，我便會去拜訪他們並從他們那裡買幾件商品，然後在我們的店裡展示。當時他們在亞洲沒有官方零售商，我們只是購買他們的存貨，然後再賣給客戶。已故的Henri Stern先生當時負責該品牌在亞洲的零售業務，所以他會來這裡做市場考察，而我們也會簡短地談上兩句。後來，當Philippe Stern先生加入了該公司並開始查訪我們的市場時，我得以與他就商機展開討論，於是我們在1978年申請成為百達翡麗的官方零售商，儘管我們自1972年以來就已持續合作。

我計算過風險，我的客戶承諾在我創業時都會繼續支持我。我從事鐘錶零售業16年，跟貿易和業內合作夥伴都很熟悉，我從一開始就告訴我的商業合作夥伴，我堅信我們能建立自己的鐘錶零售企業並且賺到錢，至於是否有機會帶來巨大的利潤，仍有待觀察。但我也發現了一項趨勢，那就是人們越來越關注自己的穿著打扮，以及女性佩戴珠寶、男性佩戴手錶的偏好。所以我知道，只要我們謹慎觀察大眾的穿戴喜好，我們就不會失敗。

大部分是新加坡商務人士，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從事進出口業務，因此他們會有來自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訪客，比如印尼等。他們待在辦公室裡，當時又沒有太多的購物選擇，所以只要是他們或他們的客戶想買錶，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親自帶一些錶到他們的辦公室。我們會精選一些款式放在公事包裡帶去為他們做介紹，這是屬於非常私人的交流，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客戶喜歡什麼風格或設計，我們就可以投其所好，像歐米茄當時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大品牌。我們對客戶的忠誠和客戶對高登的信任正是我們成功的原因，我們會在他們的辦公室裡交談，甚至是討論對事情的想法，這種互動使我們對彼此更加熟悉。透過這種形式的拜訪，我得以結識了各行各業的人，他們都對高級製錶很感興趣，這也是非常特別的交流和經歷。

大部分是新加坡商務人士，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從事進出口業務，因此他們會有來自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訪客，比如印尼等。他們待在辦公室裡，當時又沒有太多的購物選擇，所以只要是他們或他們的客戶想買錶，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親自帶一些錶到他們的辦公室。我們會精選一些款式放在公事包裡帶去為他們做介紹，這是屬於非常私人的交流，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客戶喜歡什麼風格或設計，我們就可以投其所好，像歐米茄當時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大品牌。我們對客戶的忠誠和客戶對高登的信任正是我們成功的原因，我們會在他們的辦公室裡交談，甚至是討論對事情的想法，這種互動使我們對彼此更加熟悉。透過這種形式的拜訪，我得以結識了各行各業的人，他們都對高級製錶很感興趣，這也是非常特別的交流和經歷。

我有一個朋友當時正在馬來西亞創業，他建議我們也考慮進軍馬來西亞，這是促使我們考慮前往馬來西亞的原因。我們在當時非常熱鬧的金河廣場內展店，雖然那裡並非富人區，所以我們提供了認為適合這塊市場的錶款，並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高登的影響力。我們的想法是，一旦我們在新加坡建立了穩固的基礎，我們便能夠穩步滲透東南亞和東亞地區。我們在曼谷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而後我們大膽進軍了香港和台灣。我們在台灣的發展源於許多適時的巧合：台北101購物中心開業，加上我們與百達翡麗有著密切的關係，於是我們計畫在那裡開設百達翡麗的旗艦專賣店，而如今它仍然是中國市場以外相當大規模的百達翡麗專賣店。

在我們進軍馬來西亞的時候，Raymond（林日民，高登控股執行長）已加入公司，我希望他從一開始就深入了解我對公司的展望。Jeremy（林日耀，高登鐘錶執行長）則是後來加入高登，他當時還在澳洲求學，我告訴他加入公司還不是時候。我認為他在不同的環境中工作必能獲取一定經驗，我希望他們能在正確的崗位上傑出地指導公司未來的發展，所以 3 年後他離開當年工作崗位時，我們一致認為現在是他加入高登的最佳時機。

鐘錶業以及任何一種零售業，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須遵循每一個時代、每一代人的趨勢及演變。我們必須觀察零售對品牌的興趣，以及興趣如何隨時間變化。因此，當開發新的想法和概念時，我們會討論哪些想法是正確的、哪些想法是可行的，我們始終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和期望為出發點，這項做法適用於從零售體驗到我們提供的產品範圍的一切事宜。Seiko 在 70 年代受到客人的青睞，卡地亞在80年代非常流行，我們只是追隨著客戶所渴望。而百達翡麗和伯爵等品牌一開始主要為一小群鐘錶愛好者和專精收藏家所熟悉，但在之後不斷發展壯大。

我們與品牌代理商和品牌本身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在諧街附近都有辦公室，所以我們在零售店工作時會遇到他們。當時市場參與者較少，所以我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客戶之間都會交換資訊，這種靈活性幫助我們禁得起產業的快速變化，並與品牌建立持久關係。

這座購物中心代表著客戶購物方式的變化從諧街轉向北橋路。後來，烏節路成為了新的零售區，我們順應商業流向在那裡開設了新店點。義安城當時仍在建設中，百麗宮購物中心那時實際上是一個汽車展示中心。你能看到新加坡不同地區的客戶各有差異：在萊佛士城，我們的客戶主要是當地人，但在烏節路沿線，有著更多的遊客來和我們買錶。

由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我們得以將更多品牌納入了我們的產品組合。各鐘錶品牌的執行長在訪問新加坡市場時都對我們的萊佛士城店印象深刻，這使得他們堅信要讓我們成為他們的官方零售商。有人認為競爭是很艱難的，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不斷發展的市場中，競爭孕育了卓越、創新和成功。

我們的海外拓展過去以來都充滿著挑戰。畢竟，高登在東南亞的不同地區並非一個廣為人知的品牌。

我們的海外擴張發展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我們跟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需求自然增長。我們當時並沒有所謂在每個國家展店的宏大計畫，我們進軍馬來西亞完全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關係密切之下的自然發展。我們必須了解，鐘錶是一項昂貴的奢侈品，同時我們是一家小公司，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本或多餘的現金來不斷擴張。早期，我們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銀行要求我們提供擔保人、抵押品等等。我們尋求貸款是因為我們想在幸運廣場開業時收購幾家店面。但作為一間新興企業，我們在獲取融資方面困難重重，因此，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發展業務。而在高登上市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上市為我們打開了更多的資本管道，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商機。

我們看到曼谷的市場穩步成熟，新一代財富正在湧現，我們相信曼谷擁有巨大潛力，但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品牌認知度。雖然也有泰國客戶在我們新加坡的店買錶，但高登這一品牌在泰國並未知名，而我們對曼谷市場還不熟悉，因此我們與兩個當地合作夥伴商討建立合夥關係。透過這個經歷，我們學會了應當將我們的擴張資源投入到我們品牌已經打響名號的市場中。

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考慮每個市場的客戶群，高登的根基是本地客戶，我們也一直努力在培養和擴大我們每個所在市場的本地客群。擁有一個龐大的遊客客群能為我們的業務帶來實質性補充，但無論在哪裡，我們都必須仰賴本地客戶，這正是我們在全球經濟挑戰之下仍能順利渡過兩年疫情並繼續擴張的原因之一。在我們實力不強的市場中，我們依靠與當地有密切聯繫的合作夥伴來指引我們的發展。

我們會各抒己見。我每天都會去辦公室，我們會定期開會討論從業務發展到潛在機會的一切問題，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關切。通常，Raymond和Jeremy會就下一步的發展提出建議，他們都是業內的老手，他們的經驗降低了每筆投資的風險。他們對自己的業務瞭若指掌，並且非常精通如何應對各種危機，因為他們在領導公司的過程中早已見過各種大風大浪。涉及到品牌事宜，我們需要他們具備信心，才能確保在趨勢和曲線上保持領先。以台灣為例。擔起這麼大的店面空間是有點冒險的，不過領導這項專案的Raymond成功分散了風險，並將潛在影響降到了最低，顯然這是一項前景良好的投資。

我們面臨許多不同的挑戰。如今各大品牌都希望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分享其傳統和故事，所以像我們這樣的多品牌零售商需要在陳列多品牌的店面，以創新的方法幫助各大品牌做到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創造更大的零售空間，同時還要在每間店內管理各個品牌，以便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店內為各個品牌開發出理想的品牌體驗。在我們的線上和線下行銷中，我們還透過單一品牌專賣店、鑑賞會等方式為客戶開發獨特的體驗和機會，讓他們充分欣賞我們所承接的品牌。